宴樂廳堂，正面一架大插屏，前面案上筆墨紙硯、瓶爐三事、珊瑚、鼎、各色擺設，旁邊一架蓮花魚戲燈。廳中一架黑漆螺钿鑲石羅漢床，前面雕漆桌，桌上小燈一盞。兩側各一架燈。廳側壁十二扇四季花大圍屏。應伯爵替花邀酒，燕寢怡情侍女卷簾，妙不可言。
中国传统民居室内设计，指的是自上古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除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坛庙建筑、陵寝建筑、衙署建筑、书院建筑以及商业建筑（不含店宅一体者）之外的庄园、府邸、宅院的内部环境陈设、建造的技术、艺术、行为和事实，以及所蕴含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的室内设计与当代室内设计的概念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古代的室内设计，主要由室内陈设和室内装修两大部分所组成。室内陈设，系指在室内装修的基础上，对家具器用、照明灯具、生活器具、楹联匾额、装饰织物、陈设物品、艺术与工艺品以及绿化盆景等，进行功能和审美方面的综合规划和设计布置；陈设的内容和对象通常对立或游离于建筑构架和实体之外，具有移动性和变异（易）性强的特点。
室内装修又称为小木作。一般按木装修所在的位置，分为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两方面内容：外檐装修指屋檐下部的各种装饰的和实用的构建，如库门、墙门、门额、槅扇、半窗半墙、槛窗、和合窗、砖框窗、鹅颈椅、雀宿檐、门景、挂落等等。外檐装修着眼于建筑的整体和外观的统一，因此，其材质、材种、色泽肌理等多与建筑结构用材相关联；内檐装修内容包括屏门、纱槅、碧纱橱、博古架、槅扇、飞罩、落地罩、壁柜、铺地墁砖、室内墙裙处理等，功用在装饰环境、分隔空间，使室内空间和环境更符合人的生活起居、工作学习等各方面的要求。一般而言，外檐装修较为简略，而内檐装修较为繁复和细致；此外，内檐装修与室内陈设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就是说，中国古代室内环境的建设，需要至少装饰装修和陈设摆设两项不同的实践环节或程序方能完成，装饰装修与陈设摆设分属两个不同的操作体系和范畴。这也是传统室内设计与当今室内环境设计整合化以及与装饰施工密切配合乃至一体化的最大区别所在。
毋庸讳言，现代意义上的室内设计与实践的模式源于欧美。19世纪及以前，世界上形成若干不同的文化圈。文化圈之间虽早有联系，但就整体或大体上而言，基本上保持自成系统的自我发展的状态。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石构建筑中，古典的装饰艺术与结构紧密相连，呈现着以视觉艺术化的系统手法统摄建筑装饰艺术的特征，包括诸如墙壁、天花、地坪、织物、陶器、石制品等的经营和布置。15世纪初滥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室内设计，注重装饰陈设的世俗性，迨至17、18世纪的巴洛克和洛可可时代，室内装修与陈设逐渐与建筑主体分离——人们开始认识到建筑主体的恒定性欲室内装饰陈设的变异性之间的不平衡性。此外，室内装饰陈设内容、元素和手段的不断丰富，也使得室内装饰陈设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提高和凸现。
1、秩序与顺性——礼制与人性两难兼顾的智慧体现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室内环境的各类等级及其制度化和普泛化，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社会秩序和人伦秩序的物化形式，使各色人等各得其所，全面地渗透在方位、礼仪、言谈、起居、举止和表情等细微方面：一方面让社会成员始终和时刻保持恭持居敬德状态，另一方面在秩序的网格笼罩中锻造节气情操与人格品质。由此，古代中国上自皇室内庭，下至庶民百姓的房屋内部，暨正统居处厅堂内部的格局和陈设布置样式，具有显明的均质性和高度的程式化，大同小异而笼罩中华。
在近乎无法变通、异构的现实和物态环境中，祖先们创造性地通过诸如园林、庭院、天井、檐廊的构建，抑或依凭窗牖、门洞等构件的框景、借景处理，以及环境中的琴棋书画、文玩清供、木雕石刻的图案纹样等的布置、品鉴或参与，力图在视觉、听觉、嗅觉和心理上与大自然和艺术融为一体，成为居处者情感宣泄的有效途径，以达到既顺兴逐欲，又不逾矩得巧妙境地，尽管这种顺性逐欲是有限的。这不能不说是古代祖先们在兼顾礼制与人性欲求的两难窘境和冲突中的高明创举和智慧的显现。这种兼容处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借鉴和光大的可能性及其价值。
２、宜人——辉耀人间的设计主张和设计气质
中国自古以来的室内设计和器用物品设计，始终秉承了物为人用的设计原则和设计理念，以是否适宜于人作为终极考察目标，凸现着以人为本的造物观和环境观。
传统室内设计在宜人的总目标和设计主张的实践活动中，既有因地、因人制宜的具体思路、意匠、工艺和做法，也有宜简不凡、宜自然不雕琢的形式选择和审美向度的抉择；就造物宜人、环境宜人的构成而言，庶几以实用为圭臬，以满足使用功能为出发点，调动和发挥诸类优长和资源，或惨淡经营、或随意蹴就，营构、创建和制作趋于和谐宜人的人居环境的统一体。所谓“随方制象，各有所宜”，一则反映了适宜性的原则、精神和目标，二则阐述了适宜性的多样化，即在宜人的设计理念、精神指导中，其表现形式、方式、工艺和经验，也是千家万色的。
宜人的设计观和实践活动，蕴含着朴素或深邃的科技特质和文化特质。如明式家具中桌案几椅凳柜橱类腿脚的外侧设计、靠背或扶手椅后“托腰”曲率的细部设计等。前者着眼于“宜物”，即物的功能合理性和形式优美：如此处理无疑强化了该类家具的牢固性，符合造物的内在技术要求和结构逻辑。同时，使用者或观赏者在视觉和心理上亦获得愉悦感和安定的功效；后者着力于人居椅上背部和椅背接触的曲率、软硬、直倾、高低等系列细微问题的处理，在背部舒适、效率等即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上勘斟和改良，出色地、创造性地以“托腰”形态完满地回答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技术关系问题。
广大民间住宅室内，举凡年画、联匾、书法、绘画、剪纸、陶瓷、玩具、刺绣等，全方位地与室内环境融为一体，难分难解，持久而广泛地创设和构建了充满浓郁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的宜人的室内环境。
３、役物与平淡——理想人格的锻造和人居桃园的构建
思想家荀子鉴于“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的先秦社会现实，提出了“重己役物”的光辉思想。他主张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认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有没有物，而在于役物，即使用物的人能否站在伦理道德的立场和高度来对待物，并希望人能以自己的主体意识去把握它，确立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物为人用，物为人役，进而消除物役。荀子“重己役物”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及其阐扬的自尊自爱的人格力量，激励和感染着后世的文人士夫们。 嗣后，宋代苏轼从生命的体验中敏锐地意识到了如何对待处置意与物的关系是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超然台记》和《宝绘堂记》中，他表达了“留意于物”和“寓意于物”之间的区别：“留意于物”是以物质占有为目标，“寓意于物”则以精神愉悦为满足，有知其所止的最佳境界，视所宝重之物如“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苏轼强调意趣的自我调控的决定作用，深刻阐述了愿望与结果不能统一的缘由，初衷与结局相悖的根柢。“重己役物”和“寓意于物”在思想深度上也左右和影响了传统价值取向和室内设计的境界创设。
与荀子、苏轼等注重人格的锻造、人的自觉不同的是，东晋陶潜醉心于一种至纯至美境界的构建，培育了一种平淡自然的人居环境意趣。这是一种脱离尘世的喧嚣、烦躁、庸俗和无聊的桃源生活，他“并不把自然、世界、人生、生活看做完全虚妄和荒谬，相反，仍然执著于他们的存在，要求一种‘我与万物合二为一’的人格观念”。总之，无论是王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的辋川别业，还是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刘禹锡之陋室，抑或“土戚阶用石，冪窗用纸，竹帘纻帷”的白居易庐山草堂，都隐寓、涵泳着闲散、随意、平淡和空灵的意境、气质和风度，在传统室内设计史上构建了桃源式的人居环境和室内陈设，绵邈深长。
４、精工怡神——传统先进室内设计的保证和荣耀
传统精工精致、怡神练形的室内环境和器物用品，代表了中国古代先进室内设计的方向，也是长期领先国际、在世界范围物质文明暨人居环境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辉煌光芒的重要保证。
精工怡神的作品首先在于设计师和工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理念和态度。其次，表现在设计师高艺巧思、工匠精英们超群绝伦、叹为观止的技术、技巧、工艺和经验，唯此，方能如庖丁解牛、庆般出神入化，技进乎道。
精工怡神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巧法造化”和“材美工巧”的设计思想，是天工与意匠、材料与绝技融合的典型。无论是西汉马王堆墓出土的漆器家具，还是宋代白瓷、宣德青花瓷、明式家具，抑或江南水镇、苏州园林、万卷堂和五峰仙馆室内，以及槅扇花窗、挂落罩槅、木雕石刻和丝织刺绣等，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阐释了“质量是生命”的这一永恒主题。
精工怡神的设计与制作，自三代至清雍正时期止，一直贯穿延续不堕，从而成为一种规则、信仰、好尚和理想。
５、包容与潮尚——传统室内设计的历史轨迹和特征
在中国古代室内设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在面对外来元素时，具有较为强烈的维持自身结构完整性的倾向，也有以宽容的胸怀、兼容的心态、开放的格局以及秉承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想和行动，一方面在民族融合、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时刻演绎着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与互渗交融的态势，使境内各民族、各地域之间的人居环境文化、室内环境既映射出明显的匀质性和同一性，又反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性和地方性，呈现了一体而多元的室内环境事实。“一体”所以成其悠久博大，“多元”所以成其丰富。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受纳于如佛教、高坐家具、瑞兽纹样等异域文化，又不遗余力地向海外传播丝绸、瓷器、漆艺、建筑、园林、印刷术、书法、绘画等物质和艺术文化，在双向互动交流的格局中，既有效地健全了自己的肌体，又弘扬了载深履厚的中华文明，并树立起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及其形象。
文字作者：刘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