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会出身颍川士族钟氏，是太傅钟繇的幼子、青州刺史钟毓之幼弟。高平陵之变(249年)后，权臣宣帝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相继成为曹魏政权的幕后执掌者。钟会早年受到司马师赏识，是司马氏的主要幕僚。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同为名门公子的钟会与司马兄弟很可能在年轻时就有所交往。换而言之，不管是司马师，还是司马昭，都对钟会曾经的玩伴比较信任。在高平陵之变后，钟会随从司马师征讨毌丘俭，司马师去世后，钟会献策于司马昭，粉碎曹髦的夺权企图。
并且，钟会还随军平定诸葛诞叛乱，屡出奇谋，时人比之为张良。累拜司隶校尉，插手朝廷大小事务及官吏任免。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之战中，配合邓艾分兵进取，最后灭亡蜀汉。拜司徒，封县侯。功成之后，萌生不臣之心，勾结蜀将姜维，图谋据蜀自立，打压太尉邓艾。景元五年(264年)正月，以郭太后遗命之名，矫诏讨伐司马昭，为部将胡烈所害，死于乱军，时年四十岁。那么，问题来了，钟会深得司马昭信任，又有灭蜀之功，为什么还要起兵造反呢?
一
首先，关于钟会谋反的真相，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认为，这是因为钟会“心存魏室”，想帮助曹魏除掉权臣司马昭。毕竟钟会叛乱时，打出的旗号是奉郭太后的遗旨。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说法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如果钟会真的是曹魏忠臣的话，就不应该帮助司马师、司马昭平定淮南三叛。淮南三叛，事情发生于曹魏后期，由于宣帝王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篡夺了曹魏大权，使得掌握曹魏重镇寿春的统帅先后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兵变。这三次区别为王凌之叛(251年四月)、毌丘俭文钦之叛(255年正月)及诸葛诞之叛(257年五月—258年二月)。三次叛乱皆为司马氏所平定。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兵败被杀。至此，支持曹魏宗室的力量基本被消灭殆尽。
对于钟会来说，如果真的“心存魏室”，那么，在淮南三叛的时候，钟会就应该站到毌丘俭、诸葛诞，而不是帮助宣帝王司马懿家族消灭这些忠于曹魏的力量。况且，等到蜀汉灭亡后，钟会才起兵造反，这显然让人难以将其叛乱的动机，和忠于曹魏之间联系起来。相对于他的父亲钟繇，钟会对于曹魏的感情自然是相对薄弱的，也即钟繇曾受到一代奸雄曹操等君主的恩惠，但是，钟会则重要依靠宣帝王司马懿家族才崛起的。
二
第二种说法是钟会怀有野心。按照《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钟会灭蜀后居功自傲，特别是在邓艾被捕后，他“独统大众，威震西土”。 钟会觉得自己“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率皆在己手，遂谋反”。另外，姜维还在旁边不断的挑唆，钟会这才举兵谋反的。诚然，就第二个说法，要比第一个说法更加容易接受。不过，在笔者看来，魏灭蜀之战结束后，钟会之所以起兵造反，则是和司马昭的逼迫存在直接的关系。换而言之，钟会有野心是正常的，对于历史古代上的名将，在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野心。在这个时候，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自然会影响这些名将最后的抉择。
在不少古代学者看来，钟会谋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迫不得已的，由于他聪明过人，善于谋划，引起了司马昭身边人的不满。在魏灭蜀之战前，钟会虽然受到司马昭的信任，但是，当时的钟会几乎没有执掌兵权，所以钟会也没有影响到其他武将的利益。不过，在魏灭蜀之战后，钟会不仅执掌兵权，也和邓艾一起成为曹魏的三公。在地位迅速提升的基础上，钟会难以会在司马昭身边树立一些敌人。
三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出于嫉妒的心理，不断攻击钟会，才最后引发了这场叛乱。具体而言，司马昭的亲信贾充、羊祜就对钟会表示质疑。甚至连司马昭的夫人王元姬都认为，“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对此，在笔者看来，虽然司马昭和钟会在年轻的时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过，事关重大，司马昭自然不会感情用事，一旦钟会真的有野心的话，这无疑会威胁司马昭及其家族。众所周知，在魏灭蜀之战前，司马昭因为弑杀曹魏帝王曹髦，已经遭到了天下士人的非议。
对此，司马昭的当务之急，自然是摆脱弑杀君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一旦钟会真的谋反，甚至还和曹魏的其他士大夫家族联合，这有可能直接让司马昭家族走向覆灭。从司马昭的角度来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需要作出钟会造反的应对手段。于是，公元264年，蜀汉灭亡之后，司马昭给钟会写了一封信，“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径入斜谷，屯乐城，吾自将十万屯长安”。在看到司马昭寄来的书信后，钟会大惊失色，他明白了司马昭并不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