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旧上海斧头帮，当初民国的时候当然存在过，不过，并不像我们在现在许多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似乎斧头帮那些帮众就是胡乱杀人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这其实就是胡扯。斧头帮，既是当时劳工为给自己争权益的团伙，也是一个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组织，当然关于斧头帮老大是谁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斧头帮，最早成立于上世纪1921年，是王亚樵组织成立的一支腰别利斧的安徽劳工敢死队，又称“斧头党”。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斧头帮，不仅为旧上海的劳工们争得过正当权益，也在抗日战争中曾经震慑了许多汉奸、卖国贼。
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斧头帮还是一个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当时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自幼家境贫寒。祖父、父亲均以耕种地主的土地艰难度日。
他目睹地主豪强、清廷官吏压榨老百姓，欺压贫苦，无恶不作，因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复仇种子。因此也造就了他秉性倔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豪侠仗义、扶弱抑强、不屈不挠的性格。因而深得街坊邻居赞誉，说他有古代侠士之风骨。
穷人的孩子总是过早地成熟。由于王亚樵过早地领略了世态炎凉，人生冷暖，因此，他发奋读书，加上他聪明伶俐，颇有些过目不忘的潜质，故而学习成绩非常好。后来参加过清末科举考试，名列前十之内。只是由于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清廷垮台，击碎了王亚樵利用科举入仕的梦想。
孙中山倡导革命，22岁的王亚樵毅然响应。他本来学习优良，又擅长演讲，富于组织和鼓动能力，组织了合肥革命军，自任司令。后被北洋军阀称为“乱党”，下令通缉。王亚樵由此出逃上海。
王亚樵自成一派，常以斧头、手枪、炸弹等武器，专门对付上海没有政治立场的其他帮会和欺压工人的富商，人称“斧头党”、“暗杀团”。一时名震上海。王亚樵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上海滩上的名人。他所控制的劳工总会会员众多，连旧上海的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对王亚樵和斧头帮也畏惧几分，但又无可奈何。
1921年，王亚樵从别人手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在上海的安徽籍人士参加。那家伙，一时间，参加者络绎不绝，劳工总人数一度达到十万。
说起这个斧头帮组织的成立，既是一个偶然事件，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一次，一个安徽籍劳工被资本家拖欠工资，该工人前去索讨，资本家不但不给，反而把这个工人毒打了一顿。
王亚樵听说以后，怒不可遏，即刻去铁匠铺打了一百多把大斧头，回来分发给一百多个工人，冲往资本家所居住的大院中讨要说法。吓得那个资本家亡魂出窍，连忙赔礼道歉，给付了工人工资。
经过这次“战斗”，“斧头帮”的大名迅速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上海的安徽会馆成了斧头帮的总坛，王亚樵被大家拥戴成了斧头帮帮主。
后来，凡是上海工人和资本家闹纠纷，就都来找王亚樵帮忙解决。王亚樵骨子里本来就是个侠客，他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满口答应。
王亚樵在成立了斧头帮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暗杀大王”的传奇生涯。
在当时的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斧头帮帮众;几乎所有的黄包车夫，都是斧头帮的外围成员、密探。因此斧头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消息灵通。
不过，王亚樵真正成名的第一枪，就是杀了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
徐国梁，天津人，直系军阀。1903年毕业于北洋警务学堂，1914年1月任江苏淞沪警察厅闸北分厅厅长，同年7月升任上海警察厅厅长，负责维护上海华界社会治安，1915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兼江苏省警务处长。1919年压制上海响应五四运动的罢工罢市活动。1922年开设聚丰贸易公司，暗中贩毒。
1923年11月10日被王亚樵派遣的杀手在大世界对面的温泉浴室门口，刺杀身亡。
为了配合孙中山民主革命，王亚樵集合多个组织反曹锟、吴佩孚贿选，由于成绩卓著，被委任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拨湖州让王亚樵练兵。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后来，就连大名鼎鼎的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宗南、胡抱一、黄文迪都前来参军，成为王亚樵的部下。由于意气相投，王亚樵和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义结金兰，成为异姓兄弟。
有一个故事。戴笠投奔王亚樵，王亚樵让他当了一个分队长。戴笠训练士兵特别刻苦，但就是有点严酷。有一次，一个士兵训练成绩不好，被戴笠处罚，结果使那个士兵因日头太毒昏死了过去。引得王亚樵对戴笠大为不满。
王亚樵把戴笠叫来，数落道：“自古英雄豪杰，都爱兵如子，才能聚拢人才。赢得人心者得天下，你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留下你何益?在外人看来，我是斧头帮帮主，就是个凶神恶煞。可是你去问问我手下的兄弟们，我什么时候打骂过他们?你如果继续这么干，就另谋高就吧，我这里留你不得。”
戴笠一看王亚樵不高兴了，赶忙跪地认错。胡宗南也给戴笠求情，戴笠才没有被王亚樵开除。王亚樵告诉戴笠：“管理手下兄弟，就四个字：恩威并施。”
故此，戴笠在王亚樵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对他后来成为“特工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王亚樵尽管无党无派，但在民族问题上，从不含糊。抗日战争时期，王亚樵组建“铁血锄奸团”，在上海连续不断杀鬼子、锄汉奸，受到全国所有爱国人士的赞赏。
有人说斧头帮亦正亦邪，但在我看来，斧头帮所做的许多事，正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正是斧头帮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以及王亚樵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奋力诛杀日军和汉奸的英雄行为，使得斧头帮成为了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帮派，甚至成了上海滩代表普通劳工利益的代名词。显然，王亚樵的思想里，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和中国传统侠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逃到了上海，住在杜月笙安排的住处。王亚樵在张学良住处门外放了一颗拆了引信的炸弹，警告张学良：要么立刻滚回东北，自杀谢罪;要么回到北方，抵抗日寇;要么交出财产，以资抗日。否则，我只能杀了你。
张学良求杜月笙帮忙，和王亚樵疏通关系，杜月笙通过关系，找到了王亚樵，替张学良求情。王亚樵的回答是：我没杀他，就已经给他留了面子。这种没骨气的人住在上海，就是给上海丢人。杜月笙把结果告诉了张学良，吓得张学良乖乖离开了上海。
此后，王亚樵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支援打响抗日救国第一枪的马占山的东北边防军;组织淞沪抗日义勇军，开赴太仓前线，配合蒋光鼐、蔡挺楷的十九路军抵抗日寇;命手下人创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国，鼓励人们抗战到底;吴淞口炸伤日军“出云号”兵舰;和朝鲜流亡义士金九等人在“天长节”庆典时炸死日军大将白川义则、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死伤13人;行刺偏袒日军的国际调查团;多次组织刺杀为日军卖命的汉奸走狗，包括汪精卫、国民党中和日军勾勾搭搭的右翼人士。
因为王亚樵觉得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实在枉为领袖，便派人去庐山刺杀蒋介石，没有成功。后来，又去刺杀大汉奸汪精卫，击中三枪，尽管没有致死，但也让这个汉奸头目一直深受由此造成的“压迫性脊髓症”之苦，直至1944年死在日本。
由于王亚樵发动的“庐山刺蒋案”没有成功。王亚樵随即被蒋介石怀恨在心，于1936年被“间谍王”戴笠派人刺杀于广西。
这件事是这样的。
王亚樵尽管实施了刺杀蒋介石的行动，但蒋介石明白，这是个可以利用的人才，故此，蒋介石让戴笠拉拢王亚樵，被王亚樵断然拒绝。蒋介石彻底死了心，出百万大洋买王亚樵的人头。
1936年2月，在军统特务的追杀下，王亚樵逃亡到了广西梧州。他本来打算逃奔延安，投奔中共，并密派余亚农、张献廷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中共接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
戴笠和王亚樵曾经是结义兄弟，他从王亚樵那里学到了很多本领，也可以说是王亚樵的“嫡传弟子”。他当然了解王亚樵。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因此，戴笠就从这一点入手，将魔爪伸向了王亚樵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了南京，关进了监狱。但余立奎心如铁石，誓不叛变，让戴笠非常恼火。
戴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让她说自己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936年10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和王亚樵联系上以后，即刻和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取得了联系。10月20日，她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军统特务陈质平率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婉君的屋中。
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们立即向王亚樵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立刻知道上当了，但出路已经被堵死，仍坚持同特务们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特务又残忍地用刀将王亚樵的脸皮剥去。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又将余婉君也杀死了。王亚樵死后，由其老友郑抱真、其徒许志远，买棺收殓，安葬于梧州倪庄。
王亚樵死后，斧头帮立刻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最终解散。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侠义暗杀集团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八十年代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中，王亚樵被定义为民族英雄，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在王亚樵的墓碑上，镌有碣文称：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为人急公好义，宽厚仁慈。并以“中国近代史上之奇男子也”等语，是为王亚樵盖棺定论。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樵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但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他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说几句恭维话，便毫不犹豫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的好汉。
毛主席评价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